张锡纯提到，吴门有一位名医，叫顾松圃，本名顾靖远。早年并非出身医家，而是因为父亲患了热病，被庸医误用人参、附子一类大补大热之品，结果病情迅速恶化，最终未能挽回。此事对他打击极大，也由此立下志向，发愤学医。从此三十年如一日，不论寒暑昼夜，潜心研读经典，反复临证求证，对温热病尤为用心。他曾著有《医镜》十六卷，可惜后来没有刊行流传，只能从他人的医案记载中，略见其学术锋芒。
顾松圃一生中，有一则医案极具代表性。
当时有一位王姓患者，患的是典型的阳明热证，高热、大渴、脉洪。顾松圃辨证后，果断使用白虎汤，每剂石膏量大，连服两剂之后，高热明显下降。但随后却出现遍身冷汗、四肢厥冷、频频呃逆的情况。旁边其他医生一看这种转变，立刻断言是“寒凉太过，阳气受伤”，纷纷主张必须用人参、附子回阳救逆，并且一致认定白虎汤再用必死无疑，一时间议论纷纷，几乎群起而攻之。
顾松圃却并不慌乱，他反复引用张仲景“热深则厥亦深”的原文，又结合喻嘉言所说“阳证转为阴厥，万中无一”的论述，耐心解释这是热邪太盛，阳气被逼于内，并非真正的阳虚亡阳。他再三强调，此时若误用参附，只会闭塞邪热的出路，反而加速病危。但众医固执己见，最终还是改投了回阳敛汗之剂。结果药后冷汗更多，身体愈发冰冷，反倒将责任推到白虎汤头上。患者阳气将脱，命在旦夕，全家惊恐万分，这才再次请顾松圃前来。
再次诊视后，顾松圃依然坚持原来的判断，毫不动摇，仍主白虎汤，而且这次连用两大剂。药后冷汗渐止，四肢转温，神志安定。随后在原方基础上稍作加减，数服之后，患者完全康复。此案之后，顾松圃特地撰写《辨治论》，明确指出：温热病中，白虎汤只要用得其当，不但不伤人，反而是救命之方，希望借此打破世俗对寒凉药的偏见。
从后人角度来看，这个医案中仍有值得反思之处。最初两剂白虎汤后出现“热深厥深”的表现，并非方药错误，而是石膏用量偏轻，三两之数不足以压制如此炽盛的阳明实热。若像某些重症医案中那样，开云app每剂石膏用至半斤，热邪当场就可瓦解，也就不会出现中途波折。所幸顾松圃立场坚定，没有被外界干扰，最终用大剂白虎汤扭转乾坤。更重要的是，此类患者多为体格壮实之人，平素阴分充足，经得起清泄。若换作阴虚体弱之人，在误服参附之后，恐怕病势立刻不可收拾，哪里还有机会再谈白虎汤。
类似的例子，在徐灵胎的医案中也能看到。
西濠陆炳若的夫人，产后不久感受风热，又有瘀血未清。本是实热夹瘀之证，却被医者拘泥于“产后必虚寒”的成见，一味使用干姜、熟地等温燥滋腻之品。结果越服越错，汗出如雨，身热如炭，唇燥舌紫，明显是热邪被助，火势更盛，却仍然沿用原方。恰逢徐灵胎路过附近，被急请诊视，当即指出：产后血枯火炽，又兼风热，再加辛热滋腻之品，无异于火上浇油，凶险就在眼前，非重用石膏，不能解阳明之火。
徐灵胎遵循仲景之法，使用竹皮、石膏等药物。其他医生听闻后却冷笑讥讽，认为自古以来哪有产后用石膏的道理，其实不过是未曾真正读过仲景之书。患者家属信任徐灵胎，果断用药，一剂下去，病人即刻苏醒，神清热退。次日复诊，再服一剂，便完全康复。由此可见，产后之病并非一概虚寒，寒温虚实仍需细辨，只要是实热炽盛，石膏非但不忌，反而是关键之药。
《金匮要略》中记载的竹皮大丸，专治妇人产后烦乱、呕逆等证，方中本就含有石膏，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。对于产后寒温夹杂而以实热为主的情况，有时还可灵活运用白虎加人参汤，并以玄参代知母。知母性寒而偏燥，较石膏更寒，反而不利于产后；玄参则滋阴清热，又不伤乳汁，古籍中早有明确记载。白虎汤在汗、吐、下之后需加人参，是为了顾护正气，而产后之虚，较之汗吐下后尤甚，因此更需加人参以扶正。由这些医案可以看出，真正的中医之道，不在于死守成规，而在于明辨寒热虚实，用药得当，方能救人于危急之中。